2016年，劉震云的兩部小說《一句頂一萬句》和《我不是潘金蓮》均被改編為電影，引發(fā)眾多關注。每次談及新作，劉震云總是三緘其口。直到2017年，暌違五年的新作《吃瓜時代的兒女們》終于出版。這又是一個什么樣的故事呢？且聽劉震云用一貫的幽默為你一一道來。
“吃瓜群眾”才是主角
“吃瓜”是大家耳熟能詳?shù)木W(wǎng)絡用語，人們往往用“吃瓜群眾”來形容圍觀看熱鬧的人。劉震云對這個網(wǎng)絡用語的理解是：“大概是看在眼里，甜在心里吧。大家愛看熱鬧，是因為生活中不缺戲看。戲劇已經(jīng)沒落了，但驚心動魄的大戲，一幕幕搬到了生活中。從這個意義上說，這是‘吃瓜’的最好時代。”這樣說來，作家包括劉震云本人應該也是“吃瓜群眾”，因為小說中所描述的細節(jié)在生活中俯拾即是，作家要做的就是把這些細節(jié)用奇妙的結(jié)構(gòu)組織起來，呈現(xiàn)給讀者。
書中，劉震云剖析了“吃瓜時代”的本質(zhì)：吃瓜群眾并不在場，卻又無處不在。你無事時他們沉默；你出事時，他們可以在瞬間掀起狂歡的波瀾，也許還會決定你的命運。這構(gòu)成了奇妙的敘事甚至延伸：他們既參與了故事的發(fā)展，也將參與閱讀，也就是這本書的讀者。
上一章暴風驟雨下一章一句話
從早期作品《一地雞毛》起，劉震云就著力寫一個人與身邊幾個人之間千絲萬縷的聯(lián)系，從一個人牽扯出另一個人，故事由此蔓延開來。而《吃瓜時代的兒女們》寫的卻是四個素不相識的人：農(nóng)村姑娘牛小麗，省長李安邦、縣公路局楊開拓、市環(huán)保局副局長馬忠誠。劉震云說，過去寫的人物關系是顯見的、緊密的，這次寫的這幾個人關系是空白的，空白中藏著一些道理，寫的是顯見的人，但主角并不是這些人，而是吃瓜的群眾。
劉震云的小說語言特色很鮮明，有讀者總結(jié)出了“劉氏句式”：“不是A，而是B；也不是B，而是C。”這樣書寫是為了把事背后的理繞出來。
對新作的得意之處，除了在結(jié)構(gòu)上搭建了沒寫出的那部分故事的龐大世界，更在于在語言上近乎極致的錘煉。他說：“寫作不用形容詞，而把作品寫出來，就好比一個女孩，不準化妝，素面出來，才能看出真本事。托爾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作家寫作的真功夫要大于那些后現(xiàn)代和魔幻現(xiàn)實主義的作家。”
當然，簡潔本身沒有價值，能把簡潔寫得比復雜還要豐富，才算是語言上有心得，“比如，在這本書中，上一章暴風驟雨，寫了二十多頁，下一章：一年過去了。一頁就這一句話。這是節(jié)奏使之然，也是字與頁之間的力量，也是起承轉(zhuǎn)合的力量。”
對話劉震云
我可能是好作者，但不是好編劇
廣州日報：您的很多作品搬上銀幕后叫好又叫座，今年您憑《我不是潘金蓮》還獲得了年度編劇獎，您覺得當作家和當編劇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劉震云：其實我的小說并不適合改編電影，因為電影需要完整的故事，相對集中的人物。這么說吧，影視有點像端到桌上的一盆菜，色香味俱全，而小說重視過程，是油熱了之后肉和菜下鍋的聲音。像《溫故1942》通篇沒有完整的故事情節(jié)，也沒有相對集中的人物，但是小剛導演把它改成了電影，《我不是潘金蓮》也不適合改成電影。但為什么也改了？一定是導演想到了電影、文學包括生活之外的一些東西，這些東西可能是超越了故事、超越了人物背后的一些特別值得思考的東西。《吃瓜時代的兒女們》如果改成電影，也會有一個特別大的困擾，四個主人公怎么在電影里呈現(xiàn)，確實是前所未有的一個難題。
我可能是好作者，但不是好編劇，因為我不知道劇本該怎么寫。我覺得小說和電影劇本最大的區(qū)別是，小說特別重視一件事、一個人、一段情緒怎么來的，需要從頭至尾說清楚，說清楚最好的手段是心理描寫，但這些對于電影劇本是沒有用的。電影劇本講究顯性的東西，而小說特別講究隱性的東西。如果說像《我不是潘金蓮》大家比較認可，我覺得還是小剛導演工作做得比較多，我基本上沒做什么。
廣州日報：新書對您來說，最大的挑戰(zhàn)是什么？
劉震云：最大的挑戰(zhàn)是語言，好多人說我的語言特別有風格，閉著眼睛聽也能知道是劉震云的作品，其實就是文字特別簡潔。文字簡潔就是不用形容詞。但語言如果只是簡潔，那這個簡潔也沒有什么用。簡潔的語言里面又出現(xiàn)了比復雜還復雜的意蘊，這就證明你的語言到達了一種有心得的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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