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三線城市的炒房者

“炒房者開著還沒來得及上牌的越野車，一連幾天穿梭在大理古城的大街小巷�？吹胶线m的房子，進門就問：這房子賣嗎?多少錢?只要房主沒說‘不賣’，他就會從后備廂取出一個背包甩到桌子上，里面都是人民幣……”

這是博主“姜北樹”描述的大理古城目前火爆的炒房市場。而大理也絕非唯一遭“炒”的地方。目前的“炒房團”雖然不像當年溫州炒房團那樣聲勢浩大，但在許多地方房產(chǎn)市場有價無市的情況下，他們的投機行為仍然讓人瞠目。這些新一代的炒房族，炒房行為越來越隱蔽，即使目前面對“史上最嚴”調控政策新國五條，他們也能找到空子鉆。 

炒房者轉戰(zhàn)二、三線城市

曾經(jīng)的溫州炒家王浩(化名)對環(huán)球人物雜志記者說，2002年買房時并不需要很多錢，大多是親戚朋友之間的借貸。“我當時在讀研究生，手里只有20萬元，而買房的首付大多是在10萬元以內(nèi)，我向親戚朋友借了30萬元，買了4套房，都是先付的首付款，其余用個人名義申請的貸款。房子買到后馬上出租，每月的租金足夠還房貸了。到研究生畢業(yè)時，當初北京均價5000元左右的房屋已經(jīng)漲到了1.5萬元左右。”

王浩畢業(yè)成為國家公務員后仍繼續(xù)炒房，但金融危機、國家調控力度的加大，以及公務員身份讓炒房很難：“2008年以后炒房就比較難了，尤其在北京等一線城市，首先是房價高，在銀行貸款非常難;其次，溫州老鄉(xiāng)大多不做實業(yè)，都在炒房，在國家調控下，大家都沒啥閑錢，彼此都不好張口借。”

但房子還是要炒。于是，二、三線城市成了“王浩們”的新選擇。盡管中小城市的房產(chǎn)升值空間不如一線城市大，但由于房產(chǎn)價格總體較低，炒房的風險也隨之降低了很多。其中，風景好的旅游勝地因為資源的稀缺受到了他們的青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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