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3世紀中葉正式接受元朝中央政府管轄以來，西藏成為祖國大家庭中的一員已達700多年。期間，元朝在中央政府設立總制院(后改稱宣政院)掌管全國佛教事務和藏族地區(qū)軍政事務，其下轄的烏思(前藏)藏(后藏)納里速古魯孫(阿里三圍)等三路宣慰使司，擔負向西藏地方政權傳宣中央政令、管理西藏驛站和遇事時指揮駐藏蒙古軍隊等職責；明朝取消宣政院，設立烏思藏行都指揮使司、朵甘(昌都)行都指揮使司和俄力思(阿里)軍民元帥府，并通過建立僧俗官員封授制度以加強對西藏軍、政、教等事務的管理；清朝在總結元明兩代治藏經(jīng)驗的基礎上，先后派出駐藏大臣173人次、136人(實際到任114人)總攬西藏事務，賜封達賴喇嘛和班禪額爾德尼名號并確立金瓶掣簽制度，將西藏地方涉外事務和邊境國防的決定權收歸中央，規(guī)定達賴喇嘛和班禪額爾德尼的轄區(qū)及權限，明確駐藏大臣直轄區(qū)；民國政府設立蒙藏事務局(后改稱蒙藏委員會)，委派中央駐藏辦事長官例行清朝駐藏大臣職權，其后又設立駐藏辦事處作為中央政府在西藏的派出機構，中央政府歷屆國會、國家最高權力機關、全國性議事機構或歷次國民大會，達賴喇嘛、西藏地方政府和班禪額爾德尼均派出代表參加，并被選舉或委任各種國家公職，參與國家事務管理；新中國成立后特別是西藏民主改革以來，闔藏愛國僧俗官民成為國家主人，曾連基本人身權利都沒有的百萬翻身農奴終于享有參政議政權利，通過自己選舉出來的人大代表和政協(xié)委員，依法管理國家和自治區(qū)各項事務，不少翻身農奴成了國家公職人員直至走上領導崗位，廣大農牧民群眾在國家各種惠民政策的全面落實中，生活日漸富足、日子越過越好，幸福的歌聲在雪域高原湛藍的天空久久回蕩、余音不絕。
縱觀元朝至民國時期中央政府對西藏的施政管理模式，不難看出，其與新中國成立后黨中央國務院的治藏方略和建藏穩(wěn)藏措施存在明顯區(qū)別：一是施政理念差距大。封建王朝強調“皇權至上”，新中國尊崇“以人為本”；封建王朝注重維護“政教大業(yè)”，新中國努力推動“科學發(fā)展”；封建王朝實行“本族獨尊”歧視異族，新中國堅持“團結進步”榮辱與共。二是目標任務差距大。封建王朝本著“免生事端”原則，注重把西藏“統(tǒng)治”好；新中國緊盯“全面小康”目標，致力把西藏“建設”好。封建王朝把政教領袖的利益放在首位，通過維護西藏地方政權的權威來鞏固中央集權；新中國把順應人民期盼視為天職，通過推進改革發(fā)展穩(wěn)定事業(yè)來滿足各族群眾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求。三是管理模式差距大。封建王朝講人治，全憑“大皇帝”個人好惡施政，樂意了就把遠在四川的瞻對(今甘孜州新龍縣)賞給西藏地方政權治轄，震怒時先后兩次褫奪十三世達賴封號；現(xiàn)在國家重法治，獎懲有據(jù)、進退依規(guī)，只要不違黨紀不觸國法，干部群眾便永遠是自由之身。封建王朝派出少量官員治理西藏，雖然大量工作主要依靠地方政府僧俗官員完成，但僧俗官員的言行舉止均有朝庭“禮制”約束，絲毫不敢僭越；現(xiàn)在實行民族區(qū)域自治，廣大人民群眾在自治區(qū)黨委政府的領導下，享有充分的民主權利，能夠按照大家的共同意愿，結合西藏實際建設美麗家園。四是實際效益差距大。封建王朝對西藏的態(tài)度是管得過來就管，管不過來就聽之任之，特別是晚清時期，朝庭腐朽沒落、自顧不暇，在西藏的兩個部落哲孟雄(錫金)和布魯克巴(不丹)遭受侵略時無所作為，終致其被列強野蠻掠奪；新中國把西藏問題視為國家核心利益，堅決捍衛(wèi)各族人民共同利益和合理訴求，在神圣領土受到踐踏時，派出人民解放軍抵御侵略“以武止武”，贏得了長期和平發(fā)展機遇。封建王朝強調維護上層僧俗官員利益，全然漠視弱勢群體疾苦，導致民不聊生、哀鴻遍野，百萬農奴陷于水深火熱之中，呼天不應、叫地不靈；新中國以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為強大動力，積極發(fā)展經(jīng)濟改善民生，著力反對分裂維護穩(wěn)定，使包括百萬解放農奴及其子孫在內的西藏各族人民充分感受到祖國大家庭的溫暖，感受到美滿生活的充溢疊加、幸福指數(shù)的上揚攀升。
“忘記歷史，就意味著背叛。”百萬解放農奴及其子孫后代在盡情享受今天幸福生活的同時，切不可忘記昨天痛徹心扉的苦難記憶。惟有銘記苦難，才知珍惜幸福；惟有追憶過往，方能鏡鑒未來。
牢記遠離腹地的“偏居史”，珍惜高看一眼、厚愛三分待遇，堅定不移擁護黨中央領導“結一條心”。西藏位于青藏高原西南部，地處偏遠且“亂石縱橫、人馬路絕”。大唐文成公主自長安(西安)入藏，途中耗時兩年有余。及至晚清，路況大有改善，駐藏大臣自成都赴拉薩，普遍仍需四個月至半年時間。交通之不暢，嚴重影響歷朝歷代中央政府對西藏實施及時有效的治理。元朝駐藏蒙古軍隸屬設于陜西鳳翔的鳳翔蒙古軍都萬戶府，“離土蕃三千里，緩急難用”，意思是一旦有事兒，就算增派的官員或軍隊能夠順利入藏，恐也時過境遷、于事無補了。有鑒于此，明朝才在情非得已的情況下委任諸多藏族首領為都指揮使司和衛(wèi)所官員，實行“藏人治藏”。清朝雖自雍正五年(1727年)開始設置駐藏大臣“總理藏內事務”，但由于路途遙遠，上情下達和下情上報均頗費時日，因此耽誤了不少大事要事甚至釀成一些嚴重后果。晚清朝庭內外交困、自身難保，對藏事無法做到絕對上心，派出的駐藏大臣良莠不齊、賢愚不均，甚至不顧文海年逾花甲、慶善和安成年屆古稀的實際，強行將他們派到西藏，結果文海死在卸任回川途中，慶善歿于進藏履職路上。怎么看，朝庭都有敷衍藏事之嫌。民國中央政府同西藏地方存有隔閡，彼此猜忌、互不信任，導致其對西藏治轄不僅過于松散，而且總是磕磕絆絆。新中國成立后，黨中央國務院高度重視西藏工作，堅持把西藏經(jīng)濟社會發(fā)展納入重要議事日程，不遺余力加強建設，方方面面成績斐然：陸空交通四通八達、群眾生活日新月異、人民民主日益完善、社會局勢總體穩(wěn)定，全區(qū)呈現(xiàn)出政通人和、欣欣向榮的大好局面。兩相比較，歷史上封建王朝對西藏“統(tǒng)”得不太好、“治”得更不夠，“管”得不太好、“理”得更不夠，提出要求較多、給予關心不夠，強調“皇權”較多、進行建設不夠；而黨中央國務院特別重視民族平等、省區(qū)平衡，不僅堅持均衡發(fā)展、共同進步，而且始終對西藏高看一眼、厚愛三分，政治上高度信任、政策上充分傾斜，經(jīng)濟上長期扶持、建設上大量投入，積極保護民族文化、穩(wěn)步推進素質教育，不斷夯實發(fā)展基礎、堅持培育發(fā)展?jié)摿Γ?ldquo;生命禁區(qū)”造血功能快速提升、“世界屋脊”美好明天觸手可及。中國共產(chǎn)黨與時俱進、求真務實的民族宗教政策、惠藏建藏穩(wěn)藏政策和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宗旨在雪域高原得到了極好的貫徹且必將落實得愈加到位，包括百萬解放農奴及其子孫后代在內的全區(qū)各族人民，只有堅定不移秉承“聽黨話，跟黨走”信念，堅決擁護黨中央和自治區(qū)黨委的正確領導，才能心神不亂、踏實走好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這條正道，才能力量不偏、真正形成推進跨越式發(fā)展和長治久安這股合力，才能干勁不減、確保實現(xiàn)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這個目標。 1/3 1 2 3 下一頁 尾頁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