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這一類的畫家自有他們的狡辯之辭，比如，在轟動一時的范曾訴郭慶祥案中，范曾的律師就曾辯稱：范曾千篇一律的復制之作針對不同的收藏者而言也是唯一的。強詞奪理，一至于斯。

　　極其重要的一點，造假其實是對真跡作者的嘲弄，能夠騙過道行高深的鑒定家的偽作，其作偽者的技術(shù)能力并不遜色于原作者，而原作者的技法已被輕松破解，讓我們懷疑所謂的大師、大家不過爾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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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出于對藝術(shù)的維護，對受騙者的同情外，就本體而言，克萊夫·貝爾在其著作《藝術(shù)》中闡述“有意味的形式”時談道：“繪畫的復制品可以分為兩類：一類包括一些藝術(shù)作品，另一類則連一件藝術(shù)品也沒有。對于一幅照葫蘆畫瓢的復制品來說，即便是他的主人也不認為它是藝術(shù)作品。它無法打動我們，因為它的形式是沒有意味的。……到目前為止，批評家有著肯定的、為人們所熟悉的根據(jù)。復制品沒有打動他，因為它的形式與原作的形式是不一樣的，而原作中打動人的東西在復制品中并沒有出現(xiàn)。但是，為什么不能完全精確地仿制一件作品呢？這似乎要作如下解釋：藝術(shù)作品中的線條、色彩和空間是由藝術(shù)家的頭腦中生發(fā)出來的，而這種東西并沒有出現(xiàn)在模仿者的大腦中。手必須要遵從頭腦的指令，如果沒有特定的心理狀態(tài)的指揮，它也無力以特定的方式畫出線條和色彩。原作和仿作之所以有不同，就是因為給藝術(shù)創(chuàng)作下達命令的東西并沒有指揮復制品的制作。”我認為，給藝術(shù)家下達命令的東西，就是使藝術(shù)家有能力創(chuàng)作出“有意味的形式”的情感。

　　作為藝術(shù)史上的復雜現(xiàn)象，造假有著深刻的社會文化背景、民族特色、心理誘因和利益驅(qū)動，它像一個毒瘤，至今尚未有有效的辦法加以控制，更遑論杜絕了。作偽問題的解決是世界難題，而且越來越難。造假者更好地踐行了與時俱進，利用先進的照相掃描技術(shù)、數(shù)字色彩管理技術(shù)、仿古材料高分子聚合涂層技術(shù)、數(shù)字微噴技術(shù)、古書畫專用著色技術(shù)等（倪進《中國書畫作偽史考》），為鑒定、甄別設置了難以逾越的障礙。

　　嚴復曾言：“華風之弊，八字盡之。始于作偽，終于無恥。”信然！關(guān)于書畫造假的問題，我們有一個基本立場，那就是作偽在道德上必須受到譴責，在法律上必須受到懲處。但目前并未引起足夠的重視，可行的解決方法也不多，只有不斷完善法律，加強監(jiān)督，發(fā)明新技術(shù)，才能打破“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魔咒。另外，解鈴還須系鈴人，古人已矣，寄望活著的書畫家們不斷提高自己的技藝水平和創(chuàng)作難度，加強防偽措施，降低被破解的可能性，因為他們本身就是利益鏈條上的一環(huá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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