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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11月,張世杰站在日本長崎法院的法庭上控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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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11月,張世杰在長崎找到了當年做苦力的礦井,站在法庭外請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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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日訴訟的案件材料在一間辦公室單獨保存,康健律師在查找案件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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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報記者 卞文超
張世杰和96歲的老伴,住在北京德勝門附近的一棟單位宿舍樓里。8月暑熱的傍晚時分,老式座鐘的鐘擺擺動,干凈的屋子里,時間仿佛靜止。
張世杰翻開一本相冊。厚厚一本,全是在日本法庭訴訟時的照片,背后標記著時間地點。
2004年11月,和他共同站在長崎法院原告席上的一位白發(fā)女士,他叫不上名字了,只記得那人是勞工后代,已經(jīng)去世。
“人都走了。”90歲的張世杰腦力也大不如前。
2014年2月26日,37名(后追加為40名)中國勞工把日本三菱告上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張世杰第一次有機會站在國內法庭的原告席上,當時尚能慷慨陳詞。下半年一場疾病后,他的表達能力隨之減退。
在起訴書原告名單中,只有他和94歲的牟漢章老人健在,而牟漢章目前的身體狀況需要時常去醫(yī)院治療。
牟漢章的子女輪流照料,他們小心翼翼,不再當著父親的面提起勞工二字。年近百歲的老人,夜半被噩夢驚醒,夢里竟是黑漆漆的礦井下,機器吃了人。
張世杰老人有時還愿意講講。1944年,他從塘沽被綁上船,塞進不通風的床艙里,不知道要押去哪里……說著說著,老人忽然雙目低垂,緊閉的雙唇顫抖起來。70多年后的今天,零零星星回憶起在長崎日華寮的日子,張世杰仍然心有余悸。
二戰(zhàn)期間,大約4萬名中國勞工被強擄至日本做苦役。3765名中國勞工,在三菱公司的前身三菱礦業(yè)株式會社及其承包公司,被迫在惡劣的條件下勞動。其間,多達722名中國勞工身亡。
死者長已矣。今天,究竟誰在為他們代言?他們需要一個怎樣的道歉?
“和解”風波
此前一天,二戰(zhàn)中國勞工聯(lián)合會及律師團被擋在這場通報會的門外。他們緊急連發(fā)兩次書面聲明:三菱公司對于“承認歷史事實”、“真誠謝罪”、“實質賠償”等核心問題上掩蓋事實、推卸法律責任,若草率和解,只能是親者痛、仇者快
談到最近的風波,張世杰眼中一片茫然。
2015年7月24日,一則發(fā)自日本媒體的報道稱,三菱公司與中國受害勞工及遺屬代表基本達成和解。
“怎么就和解了呢?我怎么不知道呢?”在北京居住的崔書平感到疑惑。她的父親崔廣廷是三菱勞工,生前曾赴日本福岡法院訴訟,2013年老人去世,她作為勞工遺屬之一繼續(xù)維權。
與此同時,聚集著眾多勞工遺屬的微信群里也炸開了鍋——沒人說得清楚,這篇沒有信息來源的報道,究竟是怎么回事。
7月24日晚,二戰(zhàn)中國勞工索賠案律師團發(fā)出聲明,稱報道有誤。他們代表二戰(zhàn)中國勞工聯(lián)合會三菱分會及原告,明確表示:從未與日本三菱材料公司“決定達成全面和解協(xié)議”。
但這場所謂的“和解”,并非空穴來風。
8月3日上午,在北京開了一場通報會,三個勞工團體(二戰(zhàn)中國勞工三菱受害者聯(lián)誼聯(lián)席會、二戰(zhàn)中國勞工長崎三島受害者聯(lián)誼會、中國被擄往日本勞工河北三菱分會)聯(lián)合聲明,考慮到幸存者均年事已高,對日本三菱公司協(xié)商的和解方案,“雖不滿意,但接受”。 1/4 1 2 3 4 下一頁 尾頁 |
